正安国际狩猎俱乐部

ZHENGAN SAFARI CLUB 

一个中国猎人眼中的“狩猎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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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京正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。”这是王巍递给记者的第一张名片。几天后,记者又从他的手中,要到了另一张名片,上面的职务是“正安赛法瑞狩猎俱乐部总经理”。

这正是记者要寻找的从事国际狩猎业务的中国代理商。

王巍是一位野生动物专业毕业的科班人士,大学毕业后,曾从事过几年大熊猫研究和保护工作。

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领域,王巍的名字被许多人熟识。甚至一些国际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来中国,也要请王巍出面安排行程。

他也是国内最早涉足国际狩猎业务的人员,在这一领域,他更像是一位“掮客”,各路关节他都能打通。他甚至知道要去的狩猎场里,在哪个山头能顺利找到盘羊、岩羊。

但王巍很低调,甚至连见记者都心有余悸。

他曾委托一位好友转告记者,“不要太挑刺!”7月6日第一次见面时,他还拿出一个大本子,里面有他从网上下载的记者本人所写的一篇有关狩猎的文章。他在上面划了许多红线——这些都是让他觉得有点无法接受的语言。

他是一个坚定的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,但同时也是一个坚定的狩猎爱好者。“狩猎会成为我终生的职业。”他说。

保护与狩猎,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,在王巍这里,集于一身。

“20多年来,有美国朋友聘请我管理他的几万英亩农庄,中央电视台邀我加盟《动物世界》,有世界上最有名的野生动物学家推荐我赴美修学,都没有动摇我的选择。”王巍说。

他告诉记者,他喜欢自然,喜欢野生动物。经常背着十几公斤的摄影器材翻山越岭。一有机会,就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。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:被牛羚追赶而跌下山崖,几次因背包太重而落马。最终得了肩关节习惯性脱臼的后遗症,一个拉被子、拎背包的动作就可能让他的右臂“暂时成为假肢”。

王巍从小在北方长大。小时候的他就爱打猎。下夹子、下套子、下地枪(一种用铁丝联动即发的火铳,类似地雷)、挖地坑(陷阱),用尽各式古今武器,不分公母老幼,“搞回来,吃肉”就行。但他后来发现,这种无序无度的猎杀,其实是在败坏狩猎的名声。

“狩猎是人类与自然之物的游戏,是对一种再生自然资源的收获。”王巍对记者说,得到收获(猎物)的人,理应公平地向管护人以及对保留这份资源的人支付一定的费用,以鼓励他们保护好这份有价值的资源,为他人和后代永远享用。

而他有关“收获”的观点,也点破了记者对于“狩猎”的一贯看法。不想收获,就不想耕耘。不想狩猎,就不想保护;没有价值,就没有行动。没有行动,就没有保护。

如果农民在其土地上“饲养”的都是野生动物,狩猎的收益比种庄稼还要高,农民的生计解决了,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扩大了,保护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他说,尤其在偏僻的山区和非洲的旷野,现代狩猎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,这是国际上野生动物管理的通行做法,也是可持续利用的先进理念。动物在自然的环境中生长,多半是在完成其繁衍的生态使命之后,再为人们贡献出其额外的资源价值。如果没有狩猎活动,生态价值之外的这种高额的附加价值就不会实现。

濒危物种,为何能狩猎?王巍对记者说:“从表面上看,人家在保护,避免动物的死亡,我们在这里射杀,似乎不近情理。但是我们进行的是现代狩猎运动,是在保护和严格的管理下进行的。”

他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:

1994年,南非白犀牛有6700头左右。为了以利用促进保护,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(CITES)决议将白犀牛由附录一级降为附录二级,准予狩猎。

南非政府向私人庄园主拍卖了494头活犀牛,获得相当于人民币7000万元的收益。由于犀牛栖息地扩大以及解决周围土著居民的民生问题。私人庄园纷纷将犀牛繁殖后,向狩猎者和世界各大动物园出售,使种群数量迅速增加,已增长到目前的17600头。

“由此可见,只要管理措施到位,即使种群数量不多,哪怕是濒危的,也可以狩猎。”王巍说。

王巍没有向记者介绍正安赛法瑞狩猎俱乐部的具体业务,但记者查询到了该俱乐部的章程。据章程介绍,该俱乐部“在国家林业局和公安部备案,具有国际狩猎代理资格”,“参照国际上狩猎垂钓俱乐部的经验,为中外狩猎、垂钓及专项自然旅游爱好者提供一整套专业服务”。

该俱乐部倡导“传承狩猎文化传统;推广合法狩猎、文明狩猎、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以及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道德风尚”。俱乐部不仅承担狩猎服务业务,同时也“为野生动物保护募集资金并组织实施”。

对于狩猎本身,王巍认为,应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,“坚持人们可接受的标准,包括所用方法尽可能人性化”。


2017年8月29日 16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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